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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农如何改变中国——媒体纵论“三农优化实验区”发展模式方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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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中国富农业必须富,中国美农村必须美,不仅需要各级党委、政府部门的戮力而为,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。中国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联合中国经济报刊协会,于2014年3月22日召开媒体界专业人士的小型恳谈会,就“三农优化综合实验区”方案的可行性从政策、法律、制度、实施过程中的难易程度,利与弊等不同层面和角度进行了探讨。下面是根据与会嘉宾发言整理出的几句话,未经本人审阅。
      中国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原副会长付文军在征求意见中表示:“既然是改革,是尝试,这个方案在探索当中就必然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。我们就这个模式的可行性,请媒体以新闻人的角度和思维透视探讨,看哪个方面可行,什么方面不切合实际,哪一项需要改变。我们旨在找出一条路径出来,为中国的三农发展探路。”中国经济报刊协会会长莫新元指出,三农问题应该是我们实现全面小康和实现我们现代化的最后一个,也是最关键,最重要的一个堡垒。三农优化示范区模式更要跳开三农来解决三农问题,一定要因势利导,尊重发展规律,遵从农民意愿。三农问题如果解决不好,小康就难以实现。对此,《经济日报》农村部主任孙世芳认为,中基会要进行的三农优化示范区,不单是农业的问题也不单是一个农村的问题。中央的观点是鼓励企业下乡,但是对于工商资本下乡是有严格限定的。第一个限定就是农地农用;第二个限定是确保农民利益。什么企业能够下乡?能不能解决得了实际问题?《中国经济导报》总编辑胡跃龙指出,“三农优化示范区”涉及了方方面面,有一点理论创新或者示范的意义,从这个角度来说,选择几个有基础的,有代表性的地方进行一些探索。除了国家现行的法律,政策等障碍以外,在具体的实施过程,需要进一步论证操作上的难题。”《农民日报》要闻部主任郑惊鸿表示:中基会对国家的政策了解很透彻,针对目前农村的现状,谁来种地,怎么种地,三农示范区这个规划看起来是比较理想的一个规划,但是谁来投资,怎么投资真正实施一定要慎之又慎。中国经济报刊协会秘书长宋波直奔主题:“现在农村非常需要这种改革,要不然中央也不会连续十年一号文件都是三农问题。我同意中基会这个说法,谁来种地?由企业来种地。但是如何把感兴趣的企业,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企业,引入到有需求的农村试点去,这是绝对可以尝试的。”

《中国县域经济报》总编张丹青说:“企业到农村发展中间,我们还要看企业家的境界,理念以及它的开发水平。考虑到农业是大风险、高投入、回报慢的产业这个特性,我们要仔细研究日本的农业精细化发展道路,怎么把产品精细化以提高其档次和知名度,把农产品做成文化味儿很重要。”

三农优化示范区如何从操作层面上去实践,《中国改革报》总编辑高富源提出要明确“三个关系”,即该项目跟国家政策是什么关系;跟地方政府是什么关系;跟农民是什么关系。

有感于中国的地域差别,经济差别很大,《人民日报》经济部副主任江夏说:“企业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,在城镇化过程中到底应该干点什么,哪个是企业的优势,是不是直接去种地,做的过程中要多论证。”为此,她建议,一定要在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且有代表性的地区去试点。

“通过文化教育,给予他们的完整的政治权利、经济权利以及产权和主权。”中央政策研究室《学习与研究》杂志总编辑薛宝生建议,在实施的过程中,如果从理论上找不到突破口的时候,就完全从实践上把它做出来,然后再总结。要研究人文的问题,文化的问题,把它注入到这个模式里丰富其内涵。

《西部大开发》杂志社执行社长、总编辑卫思宇深有感受:“三农问题所围绕的其实就是农民和土地的问题,农民和土地和谐相处了,农村就好了。”对此,他给出建议:“三三制”要想解决三农问题,就要多种形式地去探讨一个改革的方法和措施,需要战略思维,辩证思维,法制思维,系统思维。对三农问题来说,最重要的是底线思维。农村有三个底线是不能碰的。一个是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不能碰,第二个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能碰,第三个是土地长期承包责任不能变。

大家从政策、法律、实施过程中的难易程度,利与弊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讨。

中国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孙晓洲主持了座谈会。

(秘书处宣)